据媒体报道，美国在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336个生物实验室。国际社会持续质疑美国生物实验室布局全球的用意，也质疑这些生物实验室的安全性。特别是俄乌冲突后，俄罗斯曝光美国在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内实施大规模军事生物计划，进行与生物武器相关的生物学实验，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并公布了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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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历史上美国开展生化武器研发的种种行径，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军事生物活动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历史悠久。美国的军事生物活动，包括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具有很长的历史。有研究认为，早在1898年，美国就为了配合其海外殖民军事活动，在海外建立了生物实验室。1900年，美国军方开始专门对中南美洲的黄热病和钩虫疾病开展研究。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创建和发展也与战争和军事目的有着密切关系。二战末期，美军深受疟疾等热带地区传染病困扰。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协助国防部实施了一项名为“战区疟疾控制”的项目。1946年，这一项目的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传染病中心，后在各方大力推动下，美国疾控中心得以成立。
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美军就意识到，在海外开展一些军事活动需要配置相应的军事卫生体系。自二战以来，美国的军事生物研究活动更为频繁。历史学家珍妮·吉耶曼在《隐藏的暴行——日本细菌战和美国在东京审判中妨碍司法公正》一书中披露，美国与日本生物武器研究工作的关键人士接触频繁，获取日本细菌武器等生物武器的研发材料，包括日军在人体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方面的数据。德特里克堡和达格威实验基地是接手这些生物战资料的主要机构，至今仍是美国生物军事化研究的主要基地，其中，德特里克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目前也拥有美军唯一的P4实验室。
当今美军的海外生物实验室，一类是作为其海外军事活动的卫生保障支撑机构；第二类就是在敏感区域设立的具有特定目的、配合其重大活动的所谓“科学技术合作中心”。近年来，美军更加注重海外生化研究机构的研究能力与部队军事需求相匹配，将优势资源分配给那些可以优质、高效完成研究目标的机构。
二是参与方广泛。美国军方的生物研究活动甚至是生物武器的研发，并不仅仅由美国军方推动和参与。美国加州大学生物学家罗斯伯里和卡巴特在《细菌战》一书中就坦承，他们曾和许多其他科学家一样，作为“爱国者”欣然参与军事生物研究。他们游说美国国会、政府和军方加强相关能力建设，理由是平民大众和他们的生产能力也是现代战争的一部分，而看不见摸不着、大面积传播的化学和生物武器能够给平民心理造成恐惧，可以作为现代战争中一种重要手段。
与此同时，美国医药企业也深刻影响着美国在军事生物研究领域的政策。作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缔约国，美国如今却成了唯一阻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的国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制药业工业专利的需要。在议定书谈判期间，美国制药和生物技术工业的游说者强烈反对实地考察，认为这是一种经济威胁。
近年来，鉴于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及军事生化研究敏感性提升等原因，美国教学科研机构成为美军生物研发计划的实施主体，具有更强的隐蔽性。有报道称，此前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生化研究模式逐渐由美军主导实施转变为由国防部相关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依托美国教学科研机构开展区域性生化主题研究。
三是国内外监管政策极为双标。虽然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曾使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但是美国作为生物技术强国一直走在生物安全立法规制和治理建设的前列，并持续加强其法规体系和治理体系。2010年以来，美国发布了《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等多份重要政策文件，力图使生物技术研发处于良性轨道，维护公众信心。然而，在国内监管环境日趋严格的同时，美国把本国的军事生物技术活动转移到海外。毕竟相对美国本土来说，海外环境对于开展这种模糊的生物技术研究的监管相对宽松，对生物实验室运营的限制也更少。
美国一方面不断加强“国土安全政策”，另一方面却在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国际努力上打退堂鼓。《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是第一份禁止发展、生产、储存专门类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多边裁军条约，于1972年4月开放签署，1975年3月生效，截至2023年1月共有184个缔约国。公约在防止生物武器扩散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的缺陷在于缺乏核查和遵守的条款。换言之，各国是否遵守了公约是不透明的，如美国军方在越南战争中无视公约的做法已被相关研究揭示。2001年，国际社会就《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基本达成一致，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所谓“防御性生物武器计划”的美国突然单方面退出，并且二十余年来一直反对重启核查议定书谈判，强调自身特别的军事保密需求和制药工业专利权需求。然而，美国宣称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共同利益相比，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保密也就不言自明了。
有学者认为，这反映了西方国家在本质上还是充满傲慢与偏见。在国际条约谈判之初，各国就被其分为“可信任的国家”和“不可信任的国家”，前者是英、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所构成的同盟，后者则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事实上，确凿证据显示，英、法、美、日都有研究生物武器的计划，且极为隐秘。在这些国家看来，国际社会所有军控、防扩散的努力都是针对南方国家的，只有北方国家核查南方国家的道理，没有南方国家核查北方国家的资格，充斥着霸权和特权思维。
生物武器是一种不加区分地杀伤无防御能力人群的手段，无论掌握在国家还是恐怖分子手中，对平民百姓都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如果新型病原体和传染性疾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其影响可能溢出公共健康和生物安全领域，不仅直接威胁全人类的生命健康，而且会对民众生产生活和心理健康产生深远影响，甚至演变成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有关生物武器的研究涉及不同领域的知识：生物学、医学、军事、历史、政治、法律和伦理学。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互相信任，反对生物武器扩散，增强透明度，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
（作者：苏静静，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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